内容提要
本文为先师萧仲珪先生于1979年为其弟子李芳圃、陈绂、马景仓、贺友龄及本人开设《说文解字》课的部分内容。先生首先指出，许慎本人的《叙》自“叙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至“庶有达者理而董之”，还应包括部目（雍长案，自“此十四篇”至“庶有达者理而董之”，今大徐本以为“后叙”。先生明其为许叙，发人之所未发）。文章简要而清晰地勾勒了《说文叙》的脉络，揭示了许慎作《说文》的宗旨，论述了许慎的文字发展观，阐释了先生所体认的许慎的“六书”观与作《说文》的方法。
《说文叙》为第十五卷，在《说文解字》全书之末。古人作叙（序），多置于书末，起总结作用。除许《叙》段注中所列举的以外，如《淮南子•要略》、《庄子•天下》篇等，皆叙（序）也。
一、《说文叙》的脉络
叙文自“叙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至“庶有达者理而董之”，包括部目。（雍长案，
自“此十四篇”至“庶有达者理而董之”，今之大徐本以为“后叙”。先生明其为许叙，发人之所未发。）
自“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至“居徳则忌也”——谈文字与八卦之关系。许慎认为，
谈汉字不能不谈其起源，谈汉字之起源不能不谈及八卦。八卦对汉字的产生起过作用，但八卦不是文字。还谈了汉字的作用，汉字一产生即为政教服务（“宣教明化”）。
自“仓颉之初作书”至“靡有同焉”——谈“文”、“字”、“书”，并交代文字迭有发展。“文”，初之“依类象形”者；“字”，后之“形声相益”者；“书”，文字之“着于竹帛”者。历代文字“改易殊体”，“ 靡有同焉”，但总的是属于古文范畴。
自“周礼八岁入小学”至“厥意可得而说”——论述自周即重视六书之教，可见文字之严肃性（不仅仅是认字问题，还要懂得文字的结构）。《叙》中特意提及宣王、其时的史籀（大篆）问题。看来宣王中兴之时，曾进行过疏通文字的工作。史籀是汉字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它为以后秦定小篆起了一定作用。这里具体说明了汉字处于逐渐演变之中，但六书之教从未衰竭。
自“其后诸侯力政”至“而古文由此絶矣”——战国混乱，书不同文，至秦时“有隶书以趣约易”。许以为迄小篆以前，汉字之演变，要不失为古文范畴，其意可得而说；隶书之后，文字变体，难以说解，故谓“古文由此绝矣”。
自“自尔秦书有八体”至“莫达其说久矣”——论述八体。意谓秦虽兴行隶书，但仍重视六书之教。“汉兴有艸书”，但“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可见汉初仍不废六书（虽已衰弱，但未断绝）。但至许氏之时，则已“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自“孝宣皇帝时”至“群书所载略存之矣”——说明西汉末年小学情况。先追述前代汉宣之时，虽小学渐衰，但并未绝，仍有“通仓颉读者”，“亦能言之”（言六书也）。“仓颉”，指李斯等人所著《仓颉篇》之类。
自“及亡新居摄”至“所以书幡信也”——论述王莽复兴六书（与前之六书不尽同；就中可看出刘歆之作用）。
自“壁中书者”至“其详可得略说也”——说明“壁中书”等皆为古文。
以上论述汉字之源流、变迁及六书之兴废。|
自“而世人大共非訾”至“岂不悖哉”——许氏对自己当时的学术情况介绍并批评之。时人但知隶书（认为古文是“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以之说经，殊多迷误。许氏甚不满，以为其风非纠不可（故不得不作《说文》）。
自“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至“而不可乱也”——发感慨。许氏以为学术（包括治文字）“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应有阙疑精神和态度；抨击“巧说衺辞”；说明作《说文》实出不得已，是历史、政教之需要（段氏所谓“此许自言不得不为《说文解字》之故”者也）。
自“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至“盖阙如也”——阐述作《说文》之本意及方法（为什么作《说文》、如何作《说文》）。
自“此十四篇”至“庶有达者理而董之”——归纳《说文》字数、体例及自述家世。尾声。
《叙》后有许沖上书，亦谈及其父作《说文》之宗旨及方法，与《叙》文内容可相表里。
要而言之，《说文叙》一是说明为什么要作《说文》，一是说明如何作《说文》。下面就这两个问题分别来谈。
二、许慎作《说文》的目的
《叙》曰：“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又曰：“万物咸覩，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
所谓“理群类”，即对代表天地万物的文字以六书条例一一阐释解说之。
所谓“解谬误”，针对时弊而言，即纠正当时“学者”对汉字形、音、义解说的谬误，以求得正确的说解。
所谓“晓学者，达神恉”，“学者”即指当时“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者，“神恉”指六书之意旨。
“理群类，解谬误”与“万物咸覩，靡不兼载”相呼应，“晓学者，达神恉”与“厥谊不昭，爰明以谕”相呼应。
关于当时“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许《叙》中列举了“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苛人受钱，苛之字，止苟也”——“”。这些不伦不类的字与说解，在当时确实出现了，可参看《金文续编》下（雍长案，“苛人受钱，苛之字，止苟也”，章太炎《新方言》似有些意；关于“苛之字，止苟也”所形成的由来，可参看王氏《读书杂志•管子•五辅第十》）。当时“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的情况，除许《叙》、段《注》所言外，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中亦谈及（刘文见《昭明文选》或《汉书•艺文志》及刘歆传）。
经学在汉时分今文、古文。汉自文帝废挟书令，广开献书之路。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始兴。但当时仅为口传，流行的是隶书，叫今文。自壁中书等发现，古文重新出现。古文所载经书，多于今文篇目。张仓所献亦然。壁中书发现于汉武时，因巫蛊之乱而未得及时献出。后虽献出，又藏之秘阁，故不得盛行。至西汉末哀帝时，刘歆上书，主张立博士［立古文《尚书》（十六篇）、《易》、《礼》、《春秋左氏传》、《毛诗》（所献壁中书）等博士］。哀帝将刘歆上书下议，时今文博士内心不满，不置可否。刘以此作移文，抨击今文家，古文始兴。至东汉，今文衰，古文鼎盛，但今文仍有余孽，故及时许亦不得不让步。
今古文之争实是政教斗争之反映（参皮锡瑞《经学历史》）。|
许慎对当时“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之所以愤慨而非作《说文》不可，是与他的文字观分不开的。他认为文字一起源即出于政教之需要，并为政教服务。许《叙》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以垂宪象”这段话基本上是《易经•系辞》上的，不同的是“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所以施禄及下，居徳则忌也”这段文字中有《易经》的话，有许氏的话，体现了许氏的文字观。《易经》认为文字与八卦有关，许同意其说，并有所发展（“以垂宪象”、“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结绳为治”到底何时开始，许意不同于《易经》，段注则同于《易经》而不同于许说。随着时代发展，原始的“结绳为治”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弊病越来越多（“庶业其繁，饰伪萌生”），其后必然产生文字。“黄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仓颉造字，不足为信（文字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共同创造的），但文字的兴起未必与古史无关。
许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这段话产明了文字的功用。所谓“本”，这里就是指文字。这就是许作《说文》之目的，亦即后文所言“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一个意思。
三、许慎的文字观
何以说作《说文》即可使古经典为政教服务？这就涉及到许对汉字构造和六书的看法、对汉字发展的看法。下面集中谈谈这方面的内容。
许慎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箸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这段话集中体现了许慎的文字观，和对汉字发展的看法。“文”是“物象之本”，是基本的。由“文”然后产生“字”，故曰“‘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箸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为什么要插上这么一句？并特意解释“书”字？为什么许在这里对“书”的解释与《说文》正文中对“书”的解释又不同（《说文》卷三下聿部：“书，箸也”）？《尚书序》正义引《璿玑钤》云：“书者，如也。”孔疏：“舃其言，如其意，情得舒展也。”（《尚书•纬书》）段玉裁解释许慎引用“书者如也”四字的用意，是就汉字构造而言的，故段注为“谓每一字皆如其物状”，这是合乎许意的。“书者如也”四字为下文言“六书”留下伏笔。所谓“如”，不是“如”自己的随心所欲（想写成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而是“如”事物的形态、客观规律。所以“六书”也必须“如也”。必须有对文字的这种严肃态度，才能正确解释经义。
“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许氏何以知之？于其所见，推论其所不见，知必有变化。大史籀以前之古文、大史籀、秦以后之小篆，皆得见者，许据此而推论。这是许慎认为文字有发展变化的一种观点。
“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宣王当中兴之时，政教复趋统一，文字亦统一。“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应当是当时文字的一次大整理（参考秦始皇“书同文”之情况可知）。“孔子书六经”，指壁中经。“左丘明述《春秋》”指张苍所献。“皆以古文”，说明自仓颉之初作书至左氏述《春秋》，汉字虽迭有演变，但总为古文系统。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髙作《爰厯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或颇省改”，“或”者，言小篆之于大篆相承而同者多，省改而异者少也。前言大篆“与古文或异”，此言小篆“或颇省改”，二“或”字说明古文、籀文、小篆一脉相承，为同一系统。这一点很重要，否则许作《说文》则无所本也。“厥意可得而说”，“厥意”，其意。其者，古文也。言古文之笔意（六书之意）可得说解也。|“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隶书是“以趣约易”，应时而生的，是时代的产物。但隶书之变，大非“或颇省改”之类，已非“书者如也”，是文字之突变，故曰“古文由此绝矣”。所谓“绝”，指隶书兴行后，古文类已不通行，用之绝也，非文字之失传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彛，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壁中书是许氏作《说文》的重要材料。许沖上表言“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也说明自周至汉皆重六书之教，必须了解汉字构造。
由上可见，许慎认为小篆和小篆以前之古、籀皆为古文范畴，虽历代殊体，但六书之恉尚可得而说。通过六书，解释古文之形、音、义，用古文写的经典，就可准确地解释出它的意思来。《说文》就是用六书之说来解释古籀、篆文的专书，故许慎认为它可以达到“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的目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可以起到用古文经典为政教服务的作用。
许慎认为古人造字是有条例的，一笔一画都有其意义，忽视这一点就不能准确了解字义，也就不能准确理解经义。所以，他反复提到“六书”之教，尤其对周之“六书”写得很详细。他认为，自周至秦至汉初至新莽，一直有“六书”之教，只是到他当时，才没有了。《说文》一书，也是以“六书”之教贯穿始终的。
四、许慎的“六书”观
下面讲讲“六书”问题。
“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其细目最早见于刘歆《七略》（《七略》亡失，其文存于班固《汉书·艺文志》）。《艺文志》曰：“周官保氏，掌飬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稍后，郑众曰：“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见《周礼·地官·保氏》郑玄注引）。许言“六书”，除条目外，还有解说。今言“六书”，用许之名目，依刘之次第。刘提出“六书”乃“造字之本”，值得重视。
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指事”也叫“象事”，广义地说，也是一种象形。象形“画成其物”，一见可识；指事者，其意需细察，方可见意知旨。可见指事造字之法，较象形抽象（不是说指事字所代表的事物都是抽象的），但仍是唯物的。如“ ”，于象形之“ ”上，加点标明刃之所在，其形“视而可识”，其意“察而可见”，但“ ”仍为具体物象。故许言指事亦曰“象形”。
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所谓“随体诘诎”，指随物体之特征而画成其形。如“日”作 ，“月”作 。但象形字不同于图画。
形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名”即“字”。许慎言“六书”，皆韵语，为合韵，故用“名”而不用“字”。其次，讲形声字，先有词（音），后有“字”，“名”可听（许《叙》中有云“大行人属瞽史谕书名”、“外史达书名于四方”），先于“字”而言，故用“名”而不用“字”。段注“半主声者，取其声而形之”，以此解释“取譬相成”，可见“形”是一个动词。《说文》“形”字下解曰“象形也”，也是解作动词（与“象形”、“指事”、“会意”及“象声”、“谐声”等比较，皆为动宾结构），不是名词，不作“形旁”讲。“形声”就是形其声，使声音形诸文字（由听觉到视觉）。未见诸文字的词（名），着重在音的上面，因而“形声”着重在声，是给“声”下的定义，不是给“形”下的定义。它是起注音作用，没有形旁问题。|但“形声”又不是“假借”。
《叙》文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箸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书”包括“文”和“字”。“文”者，“依类象形”，“类”，物类也。“字”者，“形声相益”。按段氏理解，“形声相益”包括“形声”、“会意”。我认为主要指“形声”；“依类象形”主要指“象形”。“‘文’者，物象之本。”“本”，本体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说明“字”不是直接从外界物象抽象出来的，而是间接地产生出来的。
会意——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二字相会合，体现其意，无声音上的关系。《说文》释会意字，或曰“从某某”，或曰“从某从某”。王筠《说文释例》：“‘天’字说曰：‘从一大。’凡言‘从’者，从其义也。‘一’、‘大’连文，不可言‘从一从大’，不可言‘从大一’。此与‘人言’为‘信’、‘止戈’为‘武’同为正例。‘信’字在言部，‘信’以‘言’为主也，而其说曰‘从人言’，其词顺也。大徐不知，而改为‘从人从言’，谬也。果如所改，即当入人部矣。‘天’字不入大部者，重‘一’也。‘吏’下云‘从一从史’，此两字並峙为义者，亦正例也。亦可言‘从史从一’，特字隶一部，故先言‘一’。然不可言‘从一史’也，与‘天’从‘一’、‘大’为异耳。会意……既两字皆义，而义有主从，当入主义所在之部，此定例也。”段玉裁注“吏”字说：“‘一’是体，‘史’是用。”徐锴说：“‘史’者人也，‘一’者心也。”许印林（王筠同时代人）反对徐说，认为“一”表示官吏在上的意思。唐元度《九经字样》对“吏”字解释为“言其执法如一，又重之在上。”（雍长案，此皆据小篆为说，未见甲、金文“吏”字耳）可见，会意两种体例是有区别的。“从某某”，连属成文；“从某从某”，是並列的。大、小徐本在这个问题上多相反。
转注——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刘歆指出“六书”是“造字之本”，则“转注”、“假借”亦为造字之本，看来许慎也是这个意思。讲“六书”，着重于形体（“‘书’者如也”），许当不会违背“造字之本”说。戴东原、段玉裁将“六书”分为两类，所谓一“体”一“用”，又将“转注”解作互训，我认为不妥。
言“转注”至今不统一，大体有如下三家说：一家为戴、段，一家为朱骏声，一家为章炳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戴、段的体用之说。
戴、段以互训作转注，朱以字义之引申为转注（认为《说文》中所举“考”、“老”是假借，“令”、“长”是转注），二家之说皆非“造字之本”的意思，背许意甚远。章氏《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说：“‘转注’者，繁而不杀，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又说：“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迆，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章氏承认“转注”、“假借”为造字之法，说“‘转注’者，繁而不杀（shài）”，“‘假借’者，志（记也）而如晦”，二者为造字繁省之大例，此说大有可取。但所谓“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迆，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将许氏“建类一首”之“类”理解为“声类”（语基），把语词之发展变化淆同于文字孳乳之变化（造字之演变），就有问题了；将文字随语音的变化而变化同造字法则混为一谈，是曲解了许慎的意思。|
孙诒让《周礼正义·地官·保氏》引徐锴、江声两家之说，并同意他们的看法。徐锴《说文系传》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谓‘老’之别名有‘耆’有‘耋’有‘耇’有‘耄’，又‘孝’子养老是也。‘一首’者，谓此等诸字皆取类于老，则皆从‘老’。‘转注’之意，若水之出原，分歧别派，为江为汉，各受其名，而本同主于一水也。”江声（《六书说》）说：“《说文解字》一书分部五百四十，即‘建类’也；始‘一’终‘亥’，即‘一首’也。凡云‘某之意皆从某’，即‘同意相受’也。”我认为孙同意徐、江之说不无道理，因徐、江说比较合符许意，而许说又比较合符文字孳乳的情况。
简单讲，“转注”就是展转相注的意思。所谓“建类”之“类”是指物类（义类）而非声类，“一首”之“首”是指代表某一物类的字即部首而非语基。段氏认为“首”即《尔雅》中所训之字，如“初、哉、肇、基……始也”，“始”就是“初、哉”等字的“首”，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说文·叙》中说：“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正是其具体说明。江声认为“首”就是《说文》中的部首，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造字时不一定就是完全具备了《说文》中的那540部首。但造字时必有部首概念，给事物归类，造字时便给文字归类，才能“繁而不杀”。无事类、部首概念，文字不能孳乳寖多。有些人驳江声说：造字的人怎么知道许慎的540部首呢？这种纽于540部首的看法，没有看到许氏540部首是从前人造字法则中归纳出来的，而以为是许氏的独创似的。
“同意相受”含义比较广泛，不但指某字和其所从的部首意义完全相同（如“考”和“老”），而且还包括和其所从部首的一切关系（如作为“善事父母者”即孝子养老讲的“孝”，与“老”亦有关，故属老部）。既与部首同意，则从部首造字，所以文字逐渐“孳乳寖多”起来。“建类一首”是人类随着社会的发展，认识不断提高，在孳生文字时自然形成的现象，而并非许氏之发明。至于章氏所谓“字之未造，语言先之”，是说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先有这个词，才能造出代表这个词的字，道理是对的。但词与字，毕竟是两回事。产生了新词，可以不造新字，而用旧有的字来代表。但是如果造新字，一般来说，就得先把新词所代表的事物归定出属于何类，然后再把代表这一物类的字加到准备制造的新字上，以标识这个新字在事物中属于何类，以帮助体现新字的意义。比如“考”和“老”，可能是同一语源。当{考}作为新词出现时，也许不一定造新字。譬如金文{考}有作“ ”（司土司簋）、“ ”（鄀公簋）的，就是用旧有的“气欲舒出， 上礙於一也”之“丂”字来代表，不从“老”省。也有作“ ”（师望鼎）的。“丂”、“考”并存。可见在未造“考”字之前，已有其音（词）。后来为什么不直接假“丂”为“考”？又，为什么不以象形、会意法则造一个代表这个词的字？当然都可以。但是，后造之字，多归属义类，以明其本义。既与“老”义有关，故归属于老部而得“考”字。如今的“氧”、“氢”、“锰”等字，也是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这种造字之法，就是“转注”。“建类一首”是人类在创造文字的长期过程中共同探索出来的一条法则，并非许氏独创，只是由许氏归纳出来罢了。
朱骏声关于“转注”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他颠倒了许说。即使不谈许慎，而从文字发展的规律来看，也是无道理的。他认为字义的引申就是“转注”，但许早已将字义的引申归纳到“假借”中去了（“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託事”，如“令”、“长”、“难”、“易”等，既有字义的引申，也有全无干系的）。
“转注”是着重形旁说的，“形声”是着重声旁说的。“转注”八字与“形声”八字互文见义，合起来才说明我们今天所常指的“形声字”的全貌。
假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託事。”意思很清楚。可见“假借”是不造字的造字。从表意的功用来说，不能说它没有造字。决不是用字的问题。|
“转注”是因新词而造新字，“假借”是因新词而用旧字（即章氏所谓繁省之二大例），于旧字附以新义，皆文字孳乳之法则。所以刘歆说六书是“造字之本”。“转注”是造新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也是造新字。但“转注”造出的新字，在形体上，不外乎“形声”、“会意”（“指事”极少）类。
五、许慎作《说文》的方法
许慎自己在《叙》中介绍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
证，稽譔其说。将以理羣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覩，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葢阙如也。”基本上阐述了他作书之例。“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这几句说明收字问题和立说根据（“万物咸覩，靡不兼载”是说所收文字，其内容包罗万象，也属于收字问题）；“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是说编排的问题；“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是指解说的内容；“其于所不知，葢阙如也”，是指阙疑载疑的精神。下面分别来谈谈：
收字编排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概括了《说文》一书收字编排的原则。“叙”就是叙次、排列的意思。过去讲此八字有分歧，一般认为“今叙篆文”是对正文而言，“合以古、籀”是对重文而言。钱大昕认为这八个字都是就正文而言（其说见于《小学考》引钱大昕《汗简跋》），其后章太炎（《文始•叙例》）、王国维（《观堂集林•“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亦同钱说。段《注》说：“小篆因古、籀而不变者多，故先篆文，正所以说古、籀也。隶书则去古、籀远，难以推寻，故必先小篆也。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异于小篆者，则以古、籀驸小篆之后，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书之通例也。其变例则先古、籀后小篆，如一篇二下云‘古文丄’，丅下云‘篆文𠄟’。”另在“或颇省改”下注说：“……则许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者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则所谓‘或颇省改’者也。”王国维认为：“此数语可谓千古卓识，二千年来治《说文》者，未有能言之明白晓畅如是者也。”但王氏认为小篆对古、籀不仅有省改，而且还有“存废”问题，所以《说文》9353字多于《仓颉》诸篇。这一点，段玉裁没有指出来，王氏认为是不足之处。段注似乎给人以“今叙篆文”指正文言，“合以古、籀”指重文言的印象，但并不明确；王国维却将段注的意思朝这方面明确化了。我觉得段注大哥琢磨。如四卷羽部：“䍿，乐舞。以羽纣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声。读若皇”段注：“此等字小篆皆未必有之，专释古经古文也。”可见段氏也认为正文中未尝没有古、籀，只是未明其体例而已。
总之，“今叙篆文，合以古、籀”，是《说文》收字原则，是就正文而言的。《说文》收正文9353个、重文1163个。《叙》文说“万物咸覩，靡不兼载”，说明收的字数在当时是比较完备的，可谓集汉以前汉字之大成。小篆仍古、籀者多，省改者少，所以叙篆文即叙古、籀。正文中至少包括秦小篆3300个（三《仓》合称《仓颉篇》，分为十五章，每章六十字），其余6000多字大抵采自壁中古文、钟鼎彝器（秦小篆所废者）。
《说文》中也不能排除极个别的汉篆，如邑部的“鄯”（地名，霍光时所建）、豆部的“𧯦”（是先秦“菽”的意思，先秦的“豆”是指一种器物，可见“𧯦”是汉时新造的一个字）。此外，九千多字中，也有本为一字，由于部首关系，而分为二字的，如“ ”和“ ”，“契”从“大”，奕（ ）从“ ”。
由古文改为小篆的，小篆收归正文，古文列为重文。如篆文“ ”为正文，古文“ ”为重文。但如“一”之后列重文“ ”，这两个字古文中都有，“ ”是古奇字，|“一”不见得是由“ ”省改来的（雍长案，“ ”之由来，请参拙著《转注论》增补本第67页，语文出版社，2010）。另外，也有将古文收为正文，如“二”（篆文是丄），这是考虑到部属字的缘故（ 、 皆从二）。《说文》偶尔也收了俗字，如“ ”从“户”，俗（本作“ ”）。
总之，《说文》收字，基本上以篆文为主，以古、籀为軵。为便于归部，也有将古、籀收为正文的，也有将一字分为二的，也收有俗字。
“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这是540部首组部的原则。后《叙》说：“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这几句话是对“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具体解释。
“方以类聚”是同部问题，“物以群分” 是异部问题，是互文见义的。上面已讲过，有同为一字而分为两个部首的，除“ ”、“ ”外，另如“鬲”和“𩰲”（“融”从“鬲”，“䰞”从“𩰲”）。可见540部首并不等于540字。
重要的是“据形系联”。基本上如此，如卷一：一、二、示、三、王、玉、珏、气、士、丨、屮、艸、蓐、茻（段注所谓“蒙‘一’而次之”是也）。但也有不以形系联的，如“齿”、“牙”相联（由于同类）。更有既不蒙形，亦非同类者，如“冓”之后次以“幺”，“予”
之后次以“放”。
每部中收的字，其排列次序，大抵是“先名后事”。段玉裁提到了这一点，他在玉部后“文百二十四、重十七”下注曰：“按，自‘璙’以下皆玉名也。‘瓒’者，用玉之等级也。‘瑛’，玉光也。‘璑’已下五文，记玉之恶与美也。‘璧’至‘瑞’，皆言玉之成瑞器者也。‘璬’、‘珩’、‘玦’、‘珥’至‘瓃’，皆以玉为饰也。‘玼’至‘瑕’，皆言玉色也。‘琢’、‘琱’、‘理’三文，言治玉也。‘珍’、‘玩’二文，言爱玉也。‘玲’已下六文，玉声也。‘瑀’至‘玖’，石之次玉者也。‘㺿’至‘瑎’，石之似玉者也。‘琨’、‘珉’、‘瑶’，石之美者也。‘玓’至‘𤥗’，皆珠类也。‘琀’、‘𤪎’二文，送死玉也。‘璗’，异类而同玉色者。‘𩆜’，谓能用玉之巫也。通乎《说文》之条理次第，斯可以治小学。”黄侃《论学杂著•说文略说》也谈到了这一点：“自‘璙’以下皆玉名，自‘璧’以下皆玉器，自‘瑳’（段本改‘瑳’为‘玼’）以下皆玉事，自‘瑀’以下皆附于玉者。殿之以‘𩆜’，用玉者。其中又或以声音为次，如示部‘禛’、‘祯’、‘祇’、‘禔’相近，‘祉’、‘福’、‘祐’、‘祺’相近，‘祭’、‘祀’、‘祡’相近。又或以义同异为次，如‘祈’、‘祷’同训‘求’，则最相近。‘祸’训害，‘祟’训祸，训相联，则最相近。大氐次字之法，不外此三种。”不过，“祭”、 “祀”、 “祡”音不相近，黄氏举例不妥。
当然，《说文》相传至今，每部中所列字之次第，难免乱次者，但总的是有序可循的。段玉裁订正《说文》，据此。
1．说解内容
《叙》云：“厥谊不昭，爰明以谕。”由《说文》说解内容来看，“谊”的意思是包括汉字的形、音、义的，即是每一字所说解的全部水容。段注：“‘谊’，兼字义、字形、字音而言。‘昭’，明也。‘谕’，告也。许君之书，主就形而为之说解。其篆文，则形也。其说解，则先释其义……次释其形……次说其音必先说义者，有义而后有形也。音后于形者，审形乃可知音，即形即音也。合三者以完一篆。”所以《说文》所说的义，一般是指字的本义。现在我们先讲“义”。
关于释义:
《说文》解释字义的方法，大致是两种：一是义训，一是声训。|
《说文》中的义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一个同义词来解释，或者用包括同义在内的几个词来解释。前者如“元，始也”，后者如“始，女之初也”、“禋，絜祀也”。另一种是不用同义词来解释，而以其他词来解释（即所谓“义界”、“界说”）。如“禋……一曰精意以享为禋”、“𥚩，祭具也”（用来祭神的米）。
《说文》中的声训（音训），也分两小类：一是用同音或音近的字来解释，阐释命名的根源（语源）。同音的如“门，闻也”、“户，护也”，音近的如“天，颠也”（叠韵）、“旁，溥也”（双声）。另一种是将同音或音近的字组合在其他词内来解释。如“祡，燒柴燓燎以祭天神”（祡、柴同音）、“禛，以真受福也”（禛、真同音）。音近字组合在其他词内来解释的，如“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天、神、引叠韵）、“祇，地祇，提出万物者也”（地、祇、提叠韵）。
也有将义训、声训结合起来解释一个字的。如：“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用圭璧及皮币。”段注：“此引《月令》，证‘品物少多文辞也’。”《淮南·时则训》高诱注：“《礼记》曰：‘币帛圭皮，告于祖祢者也。’”《月令》篇孔疏也提到：“词不用牺牲，用圭璧及皮币。”可见是“小祀”。“小祀”就是祈祷，故多文辞，这就是“祠”命名的根源。
关于注音:
除了“某亦声”这种体例以外，《说文》采用汉人“读若”的注音办法。
“䄟”字下段玉裁谈到“读若”、“读为”问题。《段注》说：“凡言‘读若’者，皆拟其音也。凡传注言‘读为’者，皆易其字也。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为’，有‘读若’。读为亦言‘读曰’，‘读若’亦言‘读如’。字书但言其本字本音，故有‘读若’，无‘读为’也。”他在他的《周礼汉读考》一文中也指出这一点，说汉人“读若”为拟音，“读为”是改字，二者是不同的（《说文》无易字改字问题，故无“读为”）。
《说文》有时用“读与某同”。
黄侃《论学杂著·声韵略说·论反切未行以前之证音法》篇所谈到的《说文》“读若”情况有五种方式：①以一字注音。如玉部“皇……‘自’，读若‘鼻’”，玉部“𤫕……读若‘柔’”。②以成语注音。如玉部“玤……读若《诗》曰‘瓜瓞菶菶’”，宀部“㝮……读若《虞书》曰‘㝮三苗’之‘㝮’”（以本字音本字。段改‘㝮’为‘窜’，似不妥，因还牵涉到成语问题。若注为‘读若㝮’，当然不行）。③以俗语注音。如示部“䄟……读若‘舂麦为䄟’之䄟”（段改“䄟”为“㯔”，“㯔”不见《说文》。张行孚《说文发疑·读若例》指出：“攴部‘𣀔，小舂也。’‘𣀔’乃‘舂麦为䄟’之本字。许君引俗语作‘䄟’者，必当时方假‘䄟’为‘𣀔’，故许君引之，以明‘䄟’之本音，非明其本义也”）。④以方言注音。如九卷上髟部“𩯨，髮皃……读若江南谓酢母为𩯨”，段注：“此江南之方言也。汉之江南，谓豫章、长沙二郡。‘𩯨’无异字者，方言固无正字。知此俗语，则‘髮皃’之字之音可得矣。”又如同卷上旡部“旤，屰恶，惊词也……读若楚人名多‘夥’”。⑤以义注音。如十二卷下女部“嬽 ，好也……读若蜀郡布名”，段注：“按，纟部‘𦄑’，蜀白细布也。其字‘彗’声，以合韵得音。”“嬽”“读若蜀郡布名”，即“读若‘𦄑’”的意思。
另外，“读若”也用来标异读（一字有二音者），如：“玖……讀若‘芑’。或曰若人‘句脊’之‘句’。”
段氏在“㯔”字之下发“读若”之凡，说“凡言‘读若’者，皆拟其音也”，说明《说文》“读若”只起注音作用。但张行孚认为“读若”不仅起拟音作用，而且有说明古书通假的作用，张说可补段说之不足。实际上段氏注文中也有提到“读若”起古书通假作用的地方。|如三卷下攴部“𢾅，闭也。从‘攴’，‘度’声。读若‘杜’”，段注：“‘杜门’字当作此，‘杜’行而‘𢾅’废矣。”又如四卷下𠬪部“𤔌……读与‘隐’同”， 段注：“此与𨸏部‘隐’音同义近。‘隐’行而‘𤔌’废矣。”卷十四下𨸏部“隐，蔽也”，段注：“艸部曰：‘蔽，茀小皃也。’小则下可见，故‘隐’之训曰‘蔽’。若《孟子》‘隐几’字，则当为‘𤔌’。 𠬪部曰：‘𤔌，有所据也。’”这里段注都说出了注音字“杜”与“隐”和被注音字“𢾅”与“𤔌”的通假关系。
2．立说依据
《叙》文说：“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可见《说文》立说，皆有依据。
关于《说文》引经（清人论《说文》引经的专书不少）
段氏在“祝”字条下对《说文》引经问题有简要说明：“……凡引经传，有证义者，有证形者，有证声者。”
引经以证形者，如士部“壻，夫也。从‘士’，‘胥’声。《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者，夫也。”（引《诗·魏风·氓》）又如示部“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儿’、‘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段注：“引《易》者，《说卦》文。‘兑为口为巫’，故‘祝’从‘兑’省。”
引经以证义者，如艸部“藃，艸皃。从‘艸’，‘歊’声。《周礼》曰：‘毂獘不藃’。”段注：“凡许君引经传，有证本义者，如‘𦵦𦵦山川’是；有证假借者，如‘毂獘不藃’，非关艸皃也。”
证本义者，如二卷上：“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见《吕刑》）段注：“此是‘争敚’正字，后人假‘夺’为‘敚’，‘夺’行而‘敚’废矣。”“𦵦，艸旱尽也。从‘艸’‘俶’声。《诗》曰：‘𦵦𦵦山川。’”（《大雅》文。今《诗》作“涤涤”，《毛传》：“涤涤，旱气也，山无木，川无水。”）
证假借者，如“藃，艸皃。从‘艸’，‘歊’声。《周礼》曰：‘毂獘不藃’。”（见《考工记·轮人》）段注：“康成云：‘藃，藃暴，阴柔后必桡减，帱革（即“覆革”）暴起。’按，此荀𠨞及汉人所谓‘槁暴’也，‘桡减’为槁木之‘槁’，与革之暴相因而致，木歉则革盈……后郑谓藃为槁之假借”（《周礼·考工记·轮人》：“凡斩毂之道，必矩（刻识也）其阴阳。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养其阴而齐诸其阳，则毂虽敝不藃”）。又如“斁， 解也……《诗》云：‘服之无斁。’斁，猒也。”段注：“见《释诂》、《毛传》。按，此三字释所引《诗》之‘斁’，以别于上文解训，此全书之一例也。”
此外，许书中还有兼引经典异文，一明本义，一明假借者。如木部“𣔳，判也……《易》曰：‘重门击𣔳。’”“𣟄，夜行所击者（段注本改作“行夜所击木”）。从‘木’‘橐’声。《易》曰：‘重门击𣟄。’”段注“𣔳”字曰：“按，‘𣟄’下引《易》‘重门击𣟄’，‘𣟄’之本义也，引经言转注也（本义之谓）。此引《易》‘击𣔳’者，‘𣟄’之借字也，引经言假借也。《易》有异文，兼引之而六书明矣。”
引经以证音者，如玉部“玤，石之次玉者，以为系璧。读若《诗》曰‘瓜瓞菶菶’。”段注：“《大雅·生民》文。此引经说字音也。”
关于《说文》引诸家说（所谓“博采通人”）
引“通人”之说以证字形，如：“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连之者，王也。’（见《春秋繁露》）孔子曰：‘一贯三为王’。”（所引孔子言，见纬书，多不足信）|
引“通人”之说以证字义，如：“蹢，住足也。从‘足’，‘適’省声。或曰‘蹢躅’。贾侍中说：足垢也。”
引“通人”之说以证字音，如：“詟，失气言……傅毅读若‘慑’。”
许书中多有“博士说”、“旧云”、“一曰”、“一云”、“或说”、“或云”、“或以为”、“復说”等例，虽不举名姓，实则皆为通人诸家之说，皆有所据也。
3．关于载疑
《叙》曰：“其于所不知，葢闕如也。”这也是《说文》体例之一。段注：“许书中多箸‘阙’字，有形、音、义全阙者，有三者中阙其二阙其一者。”如“旁，溥也。从二，阙，方声。”段注：“阙，谓从 之说未闻也。李阳冰曰： ，象㫄达之形也。按，自序云：‘其于所不知，葢阙如也。’凡言‘阙’者，或谓形，或谓音，或谓义，分别读之。”
阙疑之例，可见许氏治学严谨不苟之精神。
0395-6770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