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 黄德宽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字学的正式创立。这部伟大的著作奠定了中国文字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基本方法和范式。《说文》自问世以来，一直影响和决定着中国文字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和总体方向，整个传统文字学研究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说文》研究史。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学术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面临着存亡危机。以《说文》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字学也不例外，随着现代语言学的传入，一些语言学者试图摆脱《说文》影响而创立新说，有的人甚至奉西学为神明，无知地否定和批判《说文》和传统文字学。尽管如此，随着中学术的发展和进步，《说文》的潜在价值和巨大影响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日益彰显。作为汉字研究的经典性著作，《说文》博大精深，蕴涵丰富，许慎的一些重要的文字学思想及其价值尚没有被后人充分认识到，有待当代学者进一步去发掘和弘扬。我们认为，提出汉字阐释问题并探讨建立汉字阐释学的可能，就属于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在汉字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汉字的阐释问题实际上是汉字研究的核心问题。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对汉字的认知和解释，即是起点也是终点。认知汉字的形音义并做出合理的解释，是学习者、教学者和研究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最终要解决的问题。
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学习者在汉字习得过程中，逐步认知汉字的各种属性（形、音、义），从而达到了解汉字知识并学会书写和应用汉字。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汉字认知过程，也就是汉字习得的过程。对普通的语言文字学习者来说，学会运用也就达到了目的。
教学者为实现教学目标，必须尽可能地对汉字的各种属性给出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建立在研究者对汉字阐释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涉及到汉字研究中的阐释问题。
汉字的阐释实际包含两个不同层次：一是为一般汉字习得者更好学习汉字，对汉字属性做出必要的解释，比如汉字教学过程中的字形分析、字音描写和字义解说；二是对汉字属性形成的原由予以揭示并做出解释和说明，其目的是要阐明汉字构形的“所以然”，比如汉字形体来源、音义关系的分析等，这种分析往往涉及到汉字构形的功能及其文化蕴涵。
汉字阐释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面对数量巨大、内容庞杂的汉字体系，阐释者如何分析解释，影响汉字阐释的要素有哪些，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如何有效建立汉字与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联系，历代汉字阐释的成果如何甄别，能否建立科学的汉字阐释模式，诸如此类，都需要进行深入的专门探讨，我们将研究探讨汉字阐释问题的专门之学，称之为“汉字阐释学”。
早在中国文字学的萌芽阶段，对汉字阐释的问题就已经有所触及，如《左传·宣公十二年》中出现的“夫文，止戈为武”、《韩非子·五蠹》“自环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就是对汉字“武、私、公”的构造及其含义的阐释。《说文》是汉字阐释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书中不仅对所收全部汉字的形音义及其构造意蕴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阐释，而且许慎阐释汉字的理论、方法和经验为汉字阐释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下面我们看一个例子，《说文》卷一“王”字：
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对“王”的解释体现了许慎说文解字的基本方法和目标追求，也包含了他的汉字阐释思想。“天下所归往”说的是“王”的读音来源，即“王”的读音源自“天下所归往”的“往”；“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这段文字是要阐释“王”字为何写成“三横画一竖画”，说的是“王”的构形意蕴，即字形构造的理据。比较一下现在通行的权威工具书，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工具书只是注明“王”字读音和字义，一般不再说明其读音的来源和构形的理据，也就是说现代语文工具书基本上放弃了《说文》的释字传统。即便如此，汉字研究和教学过程中，却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因此，关于“王”的解释，一直是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后来也提出了不少新说，如：王字从火（旺）说、象王冠说、象人端拱而坐说、象牡器之形说，现在大家比较同意林澐的“象斧钺形”的说法。[①]
上举新说，虽然多不同意许慎对“王”的阐释甚至超越了许慎，但是在方法上，则依然继承了《说文》开创的汉字阐释传统，那就是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出发，通过分析汉字构形及其蕴含的文化要素，来揭示汉字构造和发展与中国文化的深层关系，从而阐释汉字构形的理据、特点和规律。这种汉字阐释的方法，已突破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符号系统的层次，将汉字阐释从语言层面上升到与历史文化的研究相结合的层面，我们曾将具有这类特征的汉字阐释称作“汉字的文化阐释”。[②]“汉字的文化阐释”，是对《说文》汉字阐释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具有当代学术意义和重要价值。“汉字阐释学”即是对“汉字文化阐释”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是一个跨越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和思想文化史等不同学科的交叉边缘学科，许慎及其《说文》可以说是这门学问的思想源头和资料宝库。
从汉字的文化阐释到汉字阐释学的提出，并不是我们要标新立异，而是文字学研究的必然要求；将许慎及其《说文》与建立汉字阐释学联系起来，也不是我们盲目推崇古人，而是《说文》及其奠定的文字学传统使然。近年来，汉字的研究、教学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的建立更是促进了汉语汉字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如果我们全面考察汉字教学和研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关于汉字文化或汉字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各种观点，对汉字与传统文化的误读误解可谓比比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汉字阐释的混乱，给学习者、教学者带来不少困惑，也使人们对汉语文字学的科学性有所质疑。这种状况的出现，表明已经形成的文字学理论和成果还不能适应当前汉字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建构真正能科学解释汉字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新的理论学说，对当前的汉字研究和教学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因此，我们认为，借鉴许慎的汉字阐释成果，发掘《说文》蕴藏的文字学理论遗产，建立科学汉字阐释学是汉字研究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拓展。
《说文》对建立汉字阐释学提供的借鉴，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说文》对汉字功能和属性的认识，奠定了建立汉字阐释学的认识论基础。许慎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③]这种认识，一方面与现代语言学对文字功用的认识完全一致，即文字符号系统通过记录语言，从而突破有声语言的时空局限，“传于异地，流于异时”，实现“垂后”“识古”的功效；另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慎将文字提高到“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高度，认为文字是“经艺”和“王政”的本始，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这就为他阐释文字的文化内涵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对《说文》这部书的作用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那就是“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万物咸睹，靡不兼载。”[④]他的观点和研究实践，尤其符合汉字这种自源性文字体系，是对汉字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自觉体认。只有准确认识汉字与它赖以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的深层联系，揭明汉字与传统文化的依存关系，才能发展出真正适应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字体系的阐释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许慎看作汉字阐释理论的奠基者是毫不为过的。
其二，《说文》确立了汉字阐释学必须坚持的历史性原则。确立汉字的历史发展观是正确考察汉字并实现对汉字科学阐释的基本原则，这在今天是一个常识问题。[⑤]因为汉字经历了产生、发展、变革等各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的汉字现象，其蕴含的文化信息是有差别的，对其正确阐释必须是建立在对这种历史发展的正确认识之上的。但是，许慎所处的时代，对汉字的历史发展认识并不清晰，比如对待重新发现的古文，“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长行，以耀于世。”许慎批评“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⑥]从《说文·叙》这些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对汉字的历史发展面貌世人多所不晓，甚至对“古文”这种字形的存在都表示怀疑，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汉字的历史发展观。许慎《说文·叙》则清晰地描述了文字的生成和发展，他认为：文字起始于庖牺氏“始作八卦”、神农氏“结绳为治”；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其后形声相益”；“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到周宣王有太史籀大篆，春秋之后“诸侯力政”，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于是书同文字，颁行小篆；“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这个描述，是当时对汉字发生、发展史认识最完整的记录，就今天的认识而言，也基本符合汉字产生和发展的实际情况，这证明当时许慎已经确立了汉字历史发展的正确观点，正是这种观点的确立，才保证了他的汉字阐释研究能坚持历史性原则，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其三，《说文》发展了汉字阐释的理论和方法，使对汉字的系统阐释成为可能。许慎撰写《说文》一书，对汉字系统的构造进行了深入研究，发明了汉字540部首，“其建首也，立一为耑（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牵条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伸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⑦]《说文》构建的汉字系统揭示了汉字形音义的内在联系性，使数以万计的汉字变得有规律可循。许慎认为汉字的构形是由“依类象形”再到“形声相益”而“孳乳浸多”的，他发展和丰富的“六书”理论为“说文解字”确立了基本理论和方法。汉字研究的历史表明，这也是汉字阐释的有效方法。
其四，《说文》的汉字阐释实践，为汉字阐释学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据《说文·叙》记录，《说文》共收列9353字，重文1163，解说文字达133441字。这是对当时所使用汉字和流传的籀文、古文、或体、奇字的全面整理，是一部皇皇巨著。《说文》对所收文字的阐释，体现了他的汉字阐释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其子许冲上《说文》表，称《说文》“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鸟兽kun（二虫）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说文》不仅收录宏富，关键是他“引而伸之，以究万原”，对每个字所进行的阐释，是一次汉字阐释的伟大实践。今天看来，无论他的阐释正确与否，对汉字阐释学的建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样本价值。许慎阐释汉字所体现的认知过程、阐释模式、遵循原则和基本方法及其对汉字与文化背景关系的梳理，影响和启迪了历代学者的汉字阐释行为，这些学者中有许多成就卓著，如南唐徐锴、清代段玉裁等。历代汉字阐释的成果为建立汉字阐释学提供了资料积累和理论准备，而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说文》基础之上的。
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认为从发掘《说文》蕴涵的汉字阐释成果入手，弘扬许慎汉字阐释的理论和思想，探索建立科学的汉字阐释学，以适应当代汉字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是许慎和《说文》对当代文字学研究价值的又一个体现。
在建立汉字阐释学的视野下，我们再一次发现了《说文》这部巨著的重大价值，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汉字阐释学的建立，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对汉字阐释传统的继承和合理要素的发掘，充分利用当代文字学，特别是古文字学研究的新成果，吸收考古学、历史学、思想文化史等学科领域的营养，立足《说文》而又有所超越和发展。|
首先，要进一步理清汉字阐释涉及的基本要素和主要环节。汉字阐释是一个复杂的主体行为过程，涉及到阐释的对象、阐释主体和阐释过程，这是构成汉字阐释的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个基本要素“阐释对象”，也就是历代汉字。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和文化信息的载体，汉字蕴涵的文化要素既有本源性的，也有历代发展演变过程中附加上的，异常丰富而复杂。当前对历代汉字，尤其是先秦汉字面貌的认识，已远远超过许慎，我们所见到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战国文字资料，许慎都无缘见到，对历代汉字的发展演变我们的认识也更为清晰。因此，我们要借鉴许慎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回答许慎试图解决而由于时代和资料的局限无法解决的问题，包括纠正当时背景下所难以避免的错误。
第二个基本要素“阐释主体”，也就是汉字的阐释者（解释者）。汉字的阐释者既是汉字文化阐释的实施者，同时又是一定文化的创造物，其阐释行为模式和认知范式总是取决于他所接受的文化传统、一定时期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个人生长的文化环境。在这一点上，今天的学者比起许慎有许多优势也有很大局限，许慎去古未远，沉浸于当时的文化情境之中去体味汉字的一点一画，这是今天的学者永远也无法企及的。时代相去越远的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之间的疏离越是难以弥合，阐释者总是难以摆脱其时代的局限和对远古的蒙昧无知。
第三个基本要素是“阐释过程”。汉字阐释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主体心智活动，从阐释对象的确定、认知，到对汉字文化要素的揭示，并进一步予以证说，从而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个过程严密、复杂、艰难，而且充满歧途。因为，汉字自身不能证说自己而且情况复杂，中国文化又博大无比，其内涵及其变化更是气象万千，一个汉字到底在哪一个层面以何种方式与一种文化现象发生内在联系，往往是很难做出简单的判断的。故此，汉字阐释的过程就显得十分复杂和充满风险，这个过程最终决定着阐释的成败。
近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使得汉字文化研究再次引起学者的重视。但是，由于阐释者对汉字文化的简单化理解以及中国文化和汉字知识的积累所限，致使各种似是而非甚至错谬百出的阐释触目皆是。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汉字阐释的复杂性和艰难性。即便是训练有素、学识渊博的文字学家，也难以保证自身所做的阐释就是准确无误的，历代学者在这方面留下了许多教训。
其次，在认识到汉字阐释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同时，要将《说文》阐释汉字的经验进一步上升到科学的理论。汉字阐释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主题行为过程，尽管因阐释者的差异存在着种种不同，但是阐释者也遵循着基本的阐释模式。当阐释者面对阐释的汉字时，总是试图调动其全部知识，对汉字的构形及其文化内涵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证说。我们曾认为，排除阐释者由于所处时代、个人文化积累和背景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汉字阐释大体上涉及以下五个重要范畴，即文化诱导、文化抉择、具体化、体悟和证说。[⑧]
所谓“文化诱导”，即指文化传统和各种文化要素对汉字阐释的导向作用。阐释者是一定文化传统的表征，无论何种阐释，阐释者都是一定文化要素的代言人。在阐释过程中，各种文化要素都有可能引导阐释者对阐释对象做出某种判断。
所谓“文化抉择”，即指阐释者对阐释过程中起诱导作用的各种文化要素和信息的选择和取舍。阐释对象的单一性和文化信息的庞杂性，使得面对同一阐释对象时，对文化信息的抉择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某一或某些信息对阐释对象是有意义的，其它信息则是起干扰作用的多余信息。
所谓“具体化”，即指将阐释者抉择的文化信息落实到阐释对象——汉字的构形或读音之上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对字形具体而细微的分析证明，也有对字形符号的抽象和超越，往往只有通过抽象来引发不同的联想，才能正确揭示阐释对象的文化内涵。|
所谓“体悟”，即指阐释者在认知和阐释汉字过程中呈现的一种复杂的心智活动。体悟激发文化要素与阐释对象的关联，决定阐释者对文化信息的取舍并影响文化信息具体化的过程。
所谓“证说”，即指汉字阐释者对自身阐释合理性的证明，它应当展示阐释过程及结果的理据性和可靠性。因此，阐释者需要追索汉字早期构形及其流变，考察汉字时代背景，寻找各种文化典籍、考古学和人类文化学材料予以证明。
以上五个范畴，构成汉字阐释完整的模式化过程，虽然并非每个汉字的阐释都机械地遵循全部的阐释环节，但是哪怕最简单的阐释也不会违背各个范畴的实质，否则，就会走向歧途。但是，即使认识到汉字阐释所涉及的这种模式，也不能保证阐释结论就必然正确。许慎为代表的传统汉字阐释及后人对汉字的种种“误读”，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第三，建立科学的汉字阐释学，需要进一步深化对《说文》所遵循的历史性原则的认识。这一原则不仅应贯穿于汉字阐释的过程之中，而且也是判断汉字阐释结论正确与否的基本依据。
一是关于汉字系统层积性的认识。汉字是伴随着历史发展而次第产生并逐步完成的符号系统，汉字系统的层积性是汉字阐释坚持历史性原则的基础。汉字作为一种文化遗存所呈现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使人们几乎无法客观地再现其内在的历史层次。因此，当人们去建立汉字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联系时，常常因忽视历史层次性而发生种种误读。即便是许慎也因此出现许多错误，如上举他对“王”字构型和意蕴的阐释，就属于这样的问题。
二是关于汉字与文化发展层次对应性的认识。不同时代产生的汉字，其最初形态及其负载的文化信息只与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相关联。文化本身是动态的系统，既体现传承性，也体现一定的时代性。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真正寻找并建立汉字与相应时代历史文化发展层次相对应的关系，对汉字构形的文化阐释才有可能趋向正确。
三是关于汉字携带的文化信息层累性的认识。将不同时期产生的汉字置于同一历史层面，并试图建立它们与中国古代文化的联系，必然会混淆汉字与文化关联的历史层次性，背离汉字阐释的历史性原则。汉字携带的文化要素实际上也是一个历时层累的过程，随着汉字历经不同时代的沿用，它负载的文化信息也越来越多，这种层层迭加的文化要素，使得同一字因此负载着不同时代的文化信息。如“王”字、干支字的使用、沿革所不断叠加的信息。因此，汉字的阐释者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才能科学分辨各种文化信息的历史层次，从而正确地阐释内涵复杂而丰富的汉字。
当然，汉字阐释学的建立，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以上这几个方面。比如，汉字形音义本身还是一个复杂的有待证明的系统，许多汉字的构形及其音义关系是混沌不清的，这需要尽可能地将汉字阐释建立在对汉字本身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汉字的历史层次性和动态发展的轨迹迄今还未能得到充分的揭示，使得汉字阐释必须首先面临汉字发展历史层次的判别问题，这需要以艰辛而严谨的汉字断代研究工作为前提；古代历史文化虽然得以流传和保存下来，但是文化信息的丢失、断裂和变形是普遍发生的，使得阐释过程中对汉字与古代文化关系的建立显得非常艰难，有时会面临误读误判的风险，这就要求阐释者必须尽最大可能寻找那些失落的文化信息，排除相关文化信息的干扰，从而真正重现汉字与古代文化的本来联系；对汉字文化阐释的证说，总是难以摆脱阐释者自身的和时代的局限，因此，如何科学地估价历代汉字阐释的成果并审慎地加以运用，这也是衡量汉字阐释者水平高低的一道难题。|
许慎和《说文》这部伟大的著作，为汉字阐释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他致力于揭示汉字与中国文化深层关系的努力，不仅开创了汉字阐释的传统，也为当代建立科学的汉字阐释学、创新文字学研究提供了可能，这可以说是《说文》重大学术价值的再一次证明和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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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于省吾主编《甲骨文诂林》3270—3278页，中华书局，1996。
[②]黄德宽：《关于汉字的文化阐释》，语言文字与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2008。
[③] 《说文·叙》。
[④] 同上。
[⑤]黄德宽、常森：《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人文杂志》，1996年第2期。
[⑥] 见《说文·叙》。
[⑦] 见《说文·叙》
[⑧]参阅黄德宽、常森：《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
0395-6770677
